《信长之野望14威力加强版》关原之战大家一定不陌生，今天笔者就为大家带来了信长之野望14威力加强版从人物性格角度分析关原之战，非常不错的内容哦，小伙伴们你们还在等什么，下面快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丰臣秀吉

　　首先是丰臣秀吉，太阁同志虽然在关原之前就故去了，但是毕竟当时的政治结构是他自己打造的，所以也简单说说他。秀吉本身虽然是智将，但是并不擅长阴谋，所谓阴谋，讲求的是对人性的把握。我们可以看看秀吉的征战经历，我们分成三段来讲。

　　第一段是在信长手下工作，他的表现是敢于承担一些看起来难于完成的任务，比如墨俣筑城和金琦撤退，秀吉虽然武艺一般，但是作战勇猛。

　　第二段是在受封长滨及至担任山阳道军团长之后，秀吉也是攻城掠地为主，因为信长十分信任他，他几乎毫无后顾之忧的作战，所要面对只是敌人，因此秀吉在勇猛作战之外，也表现出长于军略的一面，渴杀鸟取水淹高松等攻城战，说明秀吉不仅仅是敢于领军拼杀的战将，也是精通军事的智将，同时也是敢于释放利益来争取外援（比如宇喜多家）的外交家。

　　第三个阶段就是本能寺之后，秀吉积极拉拢丹羽和池田，在清州会议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接着利用大雪封路的时间差先后打击了信孝和柴田，之后的作战秀吉并不顺利，基本上除了倚强凌弱的战役，其它的全都输了，包括在小牧长久手和九州第一战以及征朝。

　　总的来看，秀吉因为出身微末，一直处于上升期，算是仕途上一帆风顺的人，所承担的工作虽然看起来难，但并不是涉及对于人心深处的把握。他的外交手段，都是通过释放利益来达成的，简单的说，就是打一打再拉一拉，因为秀吉势力大掌握资源也多，做到这一步就足够了。

　　如果秀吉是源平名门出身，这些也就足够了，但是很不幸，秀吉不是。如果源赖朝愿意对一些地方势力容忍，那些地方势力肯定是感恩戴德，但是对于上杉德川毛利这些大大名的宽仁出于秀吉之手时，虽然人家嘴上也会说“广大的御恩德”，但是心里面却想的是暴发户终归是暴发户，治理天下还是要靠俺们根正苗红的武家。世界就是这么奇怪，你们老板的儿子过来实习咨询你一个问题，你会觉得“少东家待人真有礼貌，知道我这块工作的价值”，而你们项目组工程师咨询你，你会觉得“看吧，你再牛也离不开我。”所以丰臣政权一诞生，就让人有觊觎之心，只是慑于秀吉强大的实力未敢轻动而已。

　　只要利益到了，别人就会追随你，这种想法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并不完全正确，首先天下大位只有一个，这个利益如果别人也图怎么办？其次，日本是个封闭的环境，你给别人越多，你自己就越少，意味着你未来能够分配的资源变少，别人就会轻视你，秀吉这是暴发户不拿钱当钱。家康就很吝啬，三河武将跟他辛苦一辈子（有的可能是两三辈子了），有几个有加藤清正肥后半国和福岛正则尾张半国那种封赏？井伊直政最多，才上野十二万石高。

　　总得来说，秀吉是以利驱人，利亡则义丧，所以我十分理解秀吉侵朝的举动，那是他擅长解决问题的办法，把蛋糕做大，让大家都满意，而且如果侵朝成功，在日本历史中，他就比天皇还要伟大（那不过是天照大神让他执掌苇原中国，而日吉丸简直是天照下凡了，跳出日本原有领土了，别说是天皇的私生子了，说是天照大神的私生子都可以了），比源平还要传奇。但是这也是他的局限性，他和他的主君一样，目光远大，却忘了脚下咫尺之危。外样大名中德川毛利上杉未见就服他，家臣大名中他也没有做好团结工作，而且在征朝过程中裂痕加深，从而给了家康机会。

石田三成

　　三成可以用五个字概括，败家的忠臣。三成可称忠称能，但不能称贤称明。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举出好多个来，比如汉景帝的臣子晁错，他老爹去他家说：”儿子，你别劝皇帝削藩了，那是人家老刘家的事情。”然后晁错忠臣啊，一直策划削藩，天天鼓动削藩，结果皇帝削藩刚刚一动，晁错的腰椎间盘也就动了（被腰斩了）。那个时代随便一个人都能看得出来藩王尾大不掉的问题，但是削藩是有风险的。三成犯了一个错误，家康对丰臣家有威胁在那个圈子里谁都看得出，但是是不是敌人坚持的我们就必须反对，而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必须坚持？即便是反对，所采用手段的程度也要仔细拿捏。

　　不得不说三成的好基友兼续同志了，也可能兼续也抱着打击了家康，上杉家在关东和东北可以更加有影响力的私心，在己方整顿军备而被家康拿来说事的时候，用了十分严厉的用辞写就《直江状》，从而给了家康动武的口实。

　　其实从上杉家的角度来看，这次风险投资的确还是合理的，毕竟按照与三成的计划，三成在畿内举兵，那么德川家势必要先顾着畿内要地，而非东北一隅，那么上杉家的实力完全可以应付周边的东北大名（东北地域辽阔，兵力征调不易，实力最强的伊达和最上两家的实力之和也就和上杉家相当，而且战力应该不如上杉家）。那么只要西军获胜，围攻上杉家的东军大名势必节操碎满地的追随景胜公席卷家康的关东领地。东军获胜，上杉家从侵入东军大名领土中退兵，也能保住自己的大名身份（120万减到30万，算是够狠的了，但毕竟底子大罚得起，家康也不想因为改易上杉家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毕竟会津也不是太过于紧要的地方，米泽就更偏了）。诚然当出头的椽子是有风险的，但是其利益也是极大的，如果真的上杉家的领土能进一步拓展，要知道关东十几万石高的土地可是有陆奥国那么大，上杉家在东北控制一百五十万石高的土地，而且在关东和东北交界的地方的话，经营几代，那就是北田显家（南北朝时期的东北著名大名，帮助南朝，是足利尊氏的主要对手，曾经把尊氏打得大败，去九州借兵五十万才能翻盘）的节奏了，一旦天下有变，上杉家就具备了争夺天下大权的实力了。这场战争，对于上杉家来说，赌得就是一个未来获得天下的机会。败不致命，胜就有天下之望，上杉家这场豪赌其实也不算是不理性了，因此兼续此举看似迎合三成，其实也是为上杉家谋求这样一个机会。

　　但是对于石田所效忠的丰臣家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丰臣家最需要的就是外样大名之间的平衡，只要制衡还在，谁也不敢明着对丰臣家如何如何，比如关原中双方都打着“为丰臣家平叛”的旗号。但是三成毕竟tooyoung，一辈子亲身经历的战争一只手都数的过来，还都是跟着太阁公打得顺风仗，不能够理解“兵凶战危”这四个字，可以说，他对于关原的战争准备和家康相比只是小孩子的级别。这就是人性的差别了。三成是个好的奉行，政务能力当比秀吉还出色，但是他也因此做事一板一眼，过于苛细，惹人恨，这样的人适合帮着主君做君子，而自己做小人，可以把主君想整又不好整的人给整出把柄来，把主君想做又无法做的事情以各种名目落实下去。但是三成还偏偏要做一个君子，一个慧目如炬苛细到无容人之量的君子，这种人恐怕比小人还惹人恨，只能给主君带来仇恨值。

　　这里举一个人，实际上三成远远比他不上，那就是王安石，王相公是神宗皇帝的第一红人，主持变法，只要保守党（旧党）稍有反对新法的意见，他就极力抨击，如果皇帝动摇，他就以辞相相威胁，迫使年轻的皇帝同意他的意见，结果在皇帝和王安石先后去世之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全部被废除，高太后主政司马光拜相后罢免所有在朝的新法支持者，后来小皇帝亲政新法支持者章惇蔡京上台又立党人碑整治保守党，引发了宋朝的党争内耗。王安石就是一个苛细的君子，他在做人方面没什么毛病，秉忠心，也是很勤政能干的关原，但是他的做法实在没有宰相肚量。另一个人是西汉的陈平，此人智计多端，所献计策多为不仁不义的诡计，多数计策不能留传后世为人所知，但是此人成就了刘邦的帝业，也扶保了汉文帝登基。在韩信平定齐国之后写信给刘邦说想要做假三齐王而刘邦脸有愠色时，陈平和张良及时劝阻了刘邦，真授三齐王与韩信，从而保证了韩信的安定。陈平对于宰相的理解就是调和阴阳，既能容阴，也能容阳，而且不使阴阳中一方过于凌驾另一方，他十分圆滑，汉初数次政权更迭他都不倒，没人能说陈平是个君子，那就是一个小人。所以就这两人来评论的话，王安石是能臣忠臣，但不是可以托付江山大权的社稷臣，陈平虽未见有社稷臣之心，但的确起到了社稷臣的作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家康在想和其余大名约为婚姻时，当前田家被指为谋杀家康背后主使时，当家康责备上杉家擅修军备时，三成能够妥善去处理，圆滑老辣得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家康就不会有如此大的胆量和名分来举兵讨伐上杉。很明显前两个是家康无中生有试探大阪方的心理底线，如果大阪方表现适度强硬，且又能安抚家康的话，那么家康就不能如此嚣张；而第三个是关原的导火索，三成和兼续的态度有些轻忽，似乎是瞧不起老年人似的，结果自然是失败。

德川家康

　　家康和秀吉不同，一生都被压制，一辈子都有人骑在他头上，今川义元、织田信长、武田信玄、丰臣秀吉，一个个势力都如此之大，他一旦与之全面抗衡就是灭顶之灾。织田信长最大的直接危险就是金琦，但是家康几乎每天都是金琦，桶狭间撤退回三河之后，三河一向一揆，今川的反攻，还有武田信玄山一样的压力，家康真的是压力山大。这种人生道路，决定了家康想得远比他人多，对于生存和机遇的把握远比他人好，一旦出现机会，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位霸主，与家康类似，那就是重耳，重耳在多国流亡，人生坎坷，漂泊十九年之后，在秦国的帮助下被立为晋国国君，就是春秋五霸第二位的晋文公。此人堪破世事，对于人心的把握比较准确，在其即位（前636）之后，仅仅4年就在城濮大战中击败楚国（退避三舍的典故），并受周天子嘉奖为诸侯首领，在其身后，晋国称霸北方百年，是春秋时期称霸时间最长的诸侯。他和家康有类似的经历，也有相似的性格，擅于从人心的角度去算计，在赏赐上也比较小气。

　　家康在关原之前，已经意识到这是上天赐予他最后的机会，所以他开始拼命搞小动作。他自知但以他自己的力量无法撬动整个丰臣家，所以他需要外援，但是他又不能明着联合毛利和上杉，因为一旦三家同时实力拓张，没有能力压服住东西方向的两个大佬，三家也是鼎力的局面，自己又远比辉元和景胜老。也就是说，他需要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名才行。那么他能够拉拢的只有一些小的地方大名还有原来的织田-丰臣体系下的有力大名们，秀吉留给家康的窗口之一就是文武两派在征朝中裂痕扩大，几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因此黑田长政福岛正则等一批武断派更加希望能够得到首席大佬家康的庇护来对抗文治派把握的中枢大义。

　　这些武断派只是亲近家康，而非效忠，其效忠对象还是丰臣家，所以不能让丰臣家直接参与进来，家康不断的试探丰臣家的底线，一方面在“被刺杀”后出兵大阪，一方面又送书状给秀赖和茶茶，让丰臣家的决策者们难于把握事情真相。其实当时家康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大阪城一块砖吗？不过是欺负孤儿寡母没见识罢了，毕竟当时三成的强硬派已经被赶走了，家康对大阪城内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我是忠于你们的，前提是你们不能害我，至于谁害我，害我标准是什么，是我作为丰臣家首席大佬说了算。家康的这个意思很模棱两可，可以理解为出于“被刺杀”的激愤和作为首席大佬的权力，也可以解读为对于大阪城的挑衅和对丰臣主君权力的窃夺，大阪方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接受了家康的意见，那么有一就有二。既然这次丰臣家没有庇护前田家，那么下一次的底线，家康就有把握了。丰臣家的谱代们也都看清楚了，家康公就是首席大佬，就代表着丰臣家的意思，我们以后亲近他老人家，跟着他老人家干，没错。

　　家康这一套其实就是耍弄人心，将鹰派和鸽派分离开，孤立鹰派成为被打击对象，而且造成他们双方的不信任，典型的诡计，这一招后来在钟铭事件中也用过，是他的惯常手法了。这就是家康，即便在优势的情况下，也会用些小计谋来增加己方的优势，或者扰乱对方的视线，让对方不能够猜测到我的底线。唐朝李卫公说过一句话，若敌不犯错，我何得而胜。钟铭事件家康的手法就是让茶茶等感觉不到家康到底是什么底线，如果自己赶紧招兵买马，那就是公开和家康对抗，从而失去正义，如果不广撒英雄帖，又担心家康发难。我们反过来看这个事件，家康就是要大阪方形成一个错觉，这就是家康和其他大名之间的不和，大阪方不插手就最好。也就是说，家康成功的让大阪城中的孤儿寡母孤立的而不再联系的去看待权力纷争的问题。

　　通过伏击三成、假谋杀两件事，家康成功的将文武两派彻底分裂，也成功将大阪的鹰派与鸽派分割，还把首席大佬攻击其他大名的行为和违反丰臣家总无事令相分离，彻底将丰臣家决策层挡在了事关天下权力之争的战场之外。

　　从作战中可以看得出来，家康倚赖的武将派是值得信任的，显然家康做过足够的动员工作，也可能将分赃的事情都简单的许了诺。而西军那边是在家康准备出兵会津时，拦住一些大名加入（比如长宗我部盛亲，小早川秀秋等），整合工作做得很差，以至于各种出兵不出力的事情出现，如下表（维基百科-关原之战条）所示。

　　白点的代表关原出战，黑点的代表阵前倒戈。

　　西军这场仗输得不冤枉，他们凭借地利已经前期打出了优势，他们的兵员素质也很高，但是内部的协调问题的确很大。ps：这张表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比如岛津义弘基本上没出战，只是在阵前放空枪，织田秀信出战了但是不是在关原而是在之前的岐阜城战中被东军击溃，里面又缺少了立花宗茂，毛利秀元被食神挡着基本没进战场。

关原之战

　　在日本历史上，堪比我国的赤壁之战的地位，与此类似的是，前期谋划是很久，但是作战只有一天左右的时间。其实关原之前决战就已经开始了，信息情报、外交拉拢、内部整合，烟雾弹等等，战争中的“多算胜，少算不胜”的定律依然有用。家康在秀吉死后两年中就积攒起来了足以撬动天下的力量，倚赖的就是他几十年的坎坷经历所塑造出来的内心世界。三成忠则忠矣，在人心把握方面，远逊于家康，家康算计了自己算计了盟友算计了敌人，还算计了那高高在上的丰臣母子，三成在和家康的关原前较量中，失去了名分，失去了丰臣家的助力，只能依赖与家康同样野心的外样大名的帮助，这些大名岂会对丰臣死忠，各个都是墙头草，都是不稳定的因素，三成陷入不知己不知彼的境地，岂非百战百殆？

解释下阴谋和人性

　　阴谋是相对于阳谋而言，阳谋是顺天而行，基本上虽然有遮掩的成分，但是只要实施下去，成功的可能性极大，而阴谋相反，是逆天而行，一旦被看穿，就失效了。

　　秀吉在清州会议之后不断的侵吞主家的权力，里面的操作虽然有阴谋的意思，但是从大里看依然是阳谋，他清州会议之前拉拢家中的池田丹羽，把泷川排斥在外，是完全的阳谋，和上杉的远交近攻袭扰柴田也是阳谋。各种催促信孝将三法师交出，实际上也是阳谋，因为秀吉当时在畿内领土的分配上本来就占据了优势，属于强势一方。将信孝交给与其有重大利益纷争的信雄来借刀杀人，有一点点阴谋的意思，但是大着看还是阳谋（实际上信雄不杀，只是囚禁信孝，对于秀吉来说也足够了），如果说这些就是精擅阴谋，那松永久秀该怎么评价？

　　真正的阴谋家其实是松永那样的，利用人性的弱点去做事，投其所好谗其所恶只是谋略的基础水平，至于暗杀等行为只是阴谋家实施阴谋的一种手段而已，三好兄弟在父亲死后本来一同创业，亲密无间，家中一向安泰，但是松永让他们之间产生不和，能是简单的给长庆进谗言就解决的，三好长庆就算是老了又不是傻逼？松永能够煽动三人众谋杀将军，能是简单的把将军和他们的不和抬到桌面上添油加醋就行的？那三人众就不配留名历史了。可以想象，松永做了大量的工作来使得长庆和兄弟之间感觉不对劲，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让三人众感觉畿内豪强是站在自己一方的。

　　又比如说家康对“前田刺杀”一事的反应，那一事件其实真正相信的人有多少呢？家康这么谨慎的人，如何敢到大阪城列兵相见？家康显然对于大阪方想大事化小的心理拿捏得很准，其实以当时的条件，家康敢敲大阪城一块砖，也是死罪。家康真的在乎大阪方是否顾及自己的安全吗？他完全就是求一个结果，如果大阪方让步，那就是家康可以狐假虎威，打着丰臣首席大佬的旗子找寻其他大名的问题。如果大阪方知道家康后面还会有会津征伐，打关原之战，那肯定是会强硬的。但是家康就是利用大阪方息事宁人得过且过的心理，而且分寸拿捏很合适。如果大阪方当时看穿了家康的阴谋，也强硬起来，将家康在大阪列阵作为罪名之一，要求家康先给出说法，向天下宣告大阪中枢的权力和威严不容侵犯，那么家康肯定不敢去搞什么会津征伐。

　　从人性来看，我是很讨厌家康这样的人的，他做人毫无底线，似乎没什么不可以舍弃的，对下属也不厚赏。武略和文治在战国末期都不能算是超一流牛逼的，但是人老成精这点，真的是别人都没法比。事实上乱世中最终成就天下的也好多是这样的人。